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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关于“革命”这个命题，人们曾经进行过不少的探索。在中国古代，曾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论述，意指纪元前商王汤讨伐夏桀和周武王讨伐商纣，实施变革更替朝代以应大命，顺民意。这里的革即变革，命即天命，是从神权政治观出发对革命作出的解释。
在西方，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美国的亨廷顿，先后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意义的革命和政治意义的革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
1．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把罗马共和国的建立看作是一种道德行为，认为这是有道德的人战胜了塔奎尼乌斯王的统治。在英国革命过程中，爱德华·海德认为，革命是获取理想政治秩序的途径。这种把革命看作是实现正义，实际上是用道德的标准而不是用政治的标准解释革命，把革命看作是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建立新秩序的观点实际是一种保守主义的观点。
2．革命是一种权力转移的方法。美国政治家杰克·A戈德斯通认为，革命就是“不同集团，其中包括前政府，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中央权力”。（《中外政治格言集萃：政治的智慧》第122页，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换言之，革命就是争夺权力的公开较量，就是某些阶级或集团将国家或中央政府的权力转移到本阶级或本集团手中。这种观点指出了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权力斗争、权力转移，但是没有把政治革命的权力转移与一般情况下的政府的权力转移区别开来。
3．革命是一种发泄不满和改变现状的途径。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分析产生革命的原因时指出：“有些人看到和他们相等的他人占着便宜，心中就充满了不平情绪，企图同样达到平等的境界。另一些人的确有所优越，看到那些不能和自己相比拟的人们却所得相等，甚至反而更多，也就心中激起了不平情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36页，商务印书馆）于是，低贱的人为了追求平等而进行革命，同样的人为了取得更优势的地位而进行革命。马基雅维里指出：“人们因为希望改变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的统治者。”（[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6页，商务印书馆）这些观点主要强调了进行革命的心理原因，但忽视了进行革命的经济和政治根源。
4、革命是一种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曾经指出，革命就是消灭和改变僭主统治的过程，就是恢复正义和正当秩序的过程。而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往往把革命和巨大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认为任何革命都不是一个单独的夺取政权的事件，而是一个变革社会的过程。这种从动态的角度解释革命，把革命看成是一种变革社会的过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从本质上阐释革命，只从动态的角度解释革命是不全面的。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革命的含义，对我们理解社会意义上的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有不少启发和借鉴。要全面地科学地理解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革命的含义，就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三个基本观点。
第一，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当这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大大激化时，就会发展为政治革命。一般说来，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两极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的急剧恶化乃至极度贫困化，就会引起阶级矛盾、冲突和对抗的激化，必然引起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引起革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又是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第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反动落后的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都会竭力反抗进步阶级的革命，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进步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达到变革社会制度的目的。
第三，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政治行动。这种政治行动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而这种社会革命或称这种政治行动是任何试图取得统治的阶级获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由于以推翻现政权和破坏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行为，将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生深刻变化，所以，恩格斯又把这种政治行为看作是政治的最高行动。
【演变】
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性；语源是《易．革卦》的彖传：“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没有变化。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旅美学人陈建华，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
1949年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毛泽东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毛泽东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还有一种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1980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1990年代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在“革命”一词的用法上“西化”，有意在世界通行的语义上使用这个术语。1995年，香港出版了李泽厚和刘再复合著的《告别革命》，提出“革命”是激进主义和情绪化的，“二十一世纪不需要革命”。这本书在两个方向上遭到批判。
现在“革命”一词的歧义，主要的方面，是在“革命”是否与暴力相联这一点上。即使在西方的现代用法上，“革命”也经常用来指各种领域里“新”的变革，比如医学革命，生态革命，未必有手段激烈的含义。当然“革命”尽管被广义地使用，仍然保存那种令人想到法国大革命赋给的狭义。当与“改良”成为对立词时，便有这种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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